1951年5月1日，北京的天空刚放晴。天安门城楼里，周恩来递过一套新军装，“合身吗？”洪学智抬头望了望飘扬的红旗，只答了两个字：“正好。”此刻，他刚结束一整夜的汇报，文件还夹在腋下天载配资 ，油渍和泥点未干。外面的锣鼓声提醒他，前方战场尚在炮火中，但首都已经走进五一的喜庆。
几天前，后方的空气可没有这么轻快。4月下旬，朝鲜江原道一段铁路上浓烟滚滚，三登小站的仓库被美军四次轰炸，七百多车皮物资只救下寥寥六车皮。彭德怀拍桌，声音压得人发抖：“后勤还要不要？”洪学智站在一旁，喉咙里像塞了石头，脑子里却在飞速计算损失——不仅是衣粮弹药，士气也会被炸掉。
一个星期后，洪学智把《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》送上彭德怀办公桌：运输手段薄弱，防空火力缺位，兵站距离过长，物资损耗过高。方案写得直白：要成立专门的后方勤务司令部，集中指挥、防空、通信、铁道、工兵等多兵种。彭德怀只说一句：“就照这办。”
紧接着的电话更直接。黄昏刚落，彭德怀用沙哑的嗓子吼过来：“老洪，马上回国，向周副主席当面说。”洪学智放下话筒，连夜坐吉普南下，一路尘土翻飞。车到安东，换火车，再换汽车，头顶不时有敌机盘旋，警卫员把车蒙上树枝才敢前行。四昼夜后，他推门走进中南海。
周恩来听完汇报天载配资 ，眉心微拧，“飞机问题我们明白，可运输瓶颈更急。”两人对着地图研究到凌晨，决定把兵站密度缩短，用汽车掩体遮蔽，用多线并行分散风险。谈到设立后方勤务司令部，周恩来点头：“你们提出的，军委会尽快批。”临别时他叮嘱：“五一上城楼，人民需要看看志愿军。”
节日过后，洪学智又回到炮火里。5月中旬，志愿军常委会议在一个山洞里开，灯泡晃动。彭德怀先抛出一句：“中央要求副司令兼任后勤司令，谁来？”洞壁上静得能听见呼吸。邓华、宋时轮都盯向洪学智，他低头数着鞋上的尘。半晌，他抬头：“可以干，但两条：干不好就撤；战争一完，换我回到作战岗位。”彭德怀哈哈大笑：“同意！你不干谁干。”
后方勤务司令部就这样在炮声里挂牌。第一件事，是把高炮团成倍拉到渡口和桥头；第二件事，改建临时机场，用苏制卡车成列输送炮弹；第三件事，增设独立通信连，使兵站之间保持无线不断线。到1952年春，前线到达率由六成提高到九成，志愿军号码簿上出现一串新通话呼号——那是后方勤务司令部的“热线”。
同年六月，平壤附近山间临时司令部，一封加急电报送到：中央决定彭德怀回国任军委常务副主席，他指定在动身前见洪学智。陈赓抓着电话笑：“老洪，彭总点名啊，快滚回来！”洪学智赶到，彭德怀先拉住他的手，“学智同志，辛苦。”声音少了往日的粗犷，多了三分郑重。
屋里只有几个人，陈赓半开玩笑：“我资格不如老洪，还得靠他撑。”彭德怀看向洪学智：“我走后，你支援陈赓。”洪学智答：“保证配合。”临别前，彭德怀忽然问：“还有事？”洪学智憋了半晌，把尘封一年多的“条件”又拿出来：“您在党委会上答应过，战争结束我就不搞后勤。”彭德怀眯起眼，笑纹挤出：“形势不同了嘛；再说，也许我当了参谋总长，还得抓你回去管后勤！”
屋里一阵哄笑，洪学智却半真半假地喊：“那可得记账，诺言不要忘。”彭德怀挥手：“记着呢，先打完仗！”
后方的夜风掠过松树林，烛光映在地图上。洪学智转回岗位，电台里传来嘈杂信号，他拿起话筒继续调度。远处炮火闪亮，他心里却惦记着那句玩笑式的承诺。诺言写在笔记本，也存在前线数十万将士的口粮弹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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